业报，傅佩荣碰到真正的考验才知道，他们指引的就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

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常随伟人而出现，而一般所谓的伟人，往往是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、大发明家与大探险家。

他们确实改变了世界结构，也革新了人的生活型态，但是说到突破传统的局限，则尚有待四大圣哲。

苏格拉底是雅典公民，雅典属于希腊地区众多城邦之一。

个人生命与城邦密不可分，荣辱与共，生死同体。相对于此，是像波斯这样的帝国，专制集权而谈不上重视个人价值。

苏格拉底认为：人有理性，可以思考，只要充分发挥思考功能，就将发现自我的真实状况，“认识自己”，然后可以活出有价值的一生。

他说：“没有经过反省检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。”

他在认真考察自我之后，强调自己在面临抉择时，会听到“精灵之声”，提醒他“不要做”某些不该做的事。这种奇特的声音其实是人人皆有的良心作用，只是一般人活在世俗群众中，习惯了充耳不闻。

因此，苏格拉底亲身作了示范，使个人独立出来，不受城邦所困。

他的后学之一，组成了犬儒学派，其中一位名为狄欧真尼斯者，公开声称自己“不是雅典公民，也不是希腊公民，而是世界公民”。这正是苏格拉底启发的精神境界。

佛陀处于古印度婆罗门教长期主导的世界。

当时的社会有阶级区分极为严格的“种姓制度”，将所有人划归“婆罗门（僧侣），刹帝利（武士），吠舍（平民），首陀罗（奴隶）”，四个种姓，另外还有“不可接触的贱民”。

如此一来，社会在政治，经济，教育各方面皆受到禁锢，而底层多数百姓的苦难也代代相承，无以化解。

佛陀出身武士阶级，修行悟道之后，倡导“众生皆有佛性”，但是受困于“无明”，执着于世间各种幻像，以致陷入轮回之网。

若能觉悟而无所执着，则可化暗为明，解脱一切苦恼。

佛陀所突破的不只是印度的种姓制度，他还进而消除了众生（一切有生之物）的界线。

首先，以痛苦来说，佛陀的观察最普遍，“众生皆苦”。

生老病死，忧悲烦恼，以至“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”，甚至五蕴炽盛，连人的生命本身从起心动念开始，都离不开一个“苦”字。

穷困潦倒的人如此，而富贵显达之辈又何尝不是？

佛陀出身贵族，在世间可谓顺遂，却能慧眼独具，探索苦之缘由，再从根本上加以化解。

耶稣作为宗教家，同样体认了痛苦是人生的本然状态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，背十字架走完一生，坚持信心即可回归天国。

痛苦不是“对不对”或“好不好”的问题，而是必要的试炼，因为短暂而充满变化的一生并非人生归宿。

世间像一座桥，“走过去，不要在上面盖房子”。“若是得到了全世界，而失去了自己的灵魂，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孔子的哲学家性格比较明显，他分辨人的使命与命运。

对于无可奈何的命运，接受它；但要坚定地迈向使命的要求。

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，在穷困中毫不动摇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痛苦并非生命的本质，但可作为考验，测试君子的能耐。若能无畏痛苦而甘之如饴，岂非修德有成的验证？

苏格拉底善于使用理性，发现世人因循苟且，积非成是，所以他比喻自己为牛虻，愿意为了唤醒同胞而牺牲。

在四大圣哲看来，没有什么“趋吉避凶”“求福免祸”的考虑。众人对苦乐的因应态度，与其给予批评，不如予以同情。

其次，谈到罪恶问题。

四大圣哲对罪恶的立场是一致的：向罪恶宣战，并且相信善良必将胜过邪恶。

苏格拉底被人诬告，他在受审时对法官团说：“我被诸位判处死刑，有如被死亡追上；但是诸位如此判我，可能是被邪恶追上。相较之下，谁更悲惨？”

孔子一生奔走呼号，希望手握大权的执政者以身作则，带领百姓走上正途。

从天子到百姓，都要致力于修身的任务。经由政治与教育，众人皆有可能弃恶从善，使人间成为乐土。

耶稣体现了犹太教的“救世主”信仰。

在犹太教的传统中，人类在创世之初就得罪了上帝，由此而使世间充满罪恶，“上帝眼中无义人”。

那么谁来为人类赎罪呢？答案是耶稣。这套说法需要许多专业的神学著作去阐述，但至少提醒众人要起而对抗罪恶，不可姑息。

佛陀慈悲为怀，向人提出解脱之道，由此摆脱“业报轮回”之苦。

其中关键是扬弃罪恶，针对“身业，口业，意业”有各种戒律，只有破邪才可显正，只有除恶才可向善，而这一转变的契机依然在于觉悟。

然后，谈到死亡问题。

苏格拉底宁可死亡，也不向邪恶屈服。

他若是贪图生命，只要交一点罚款并接受放逐的惩罚即可如愿，但他不为所动，视死如归。

临终前弟子问他“今后没有老师指导，要如何生活？”

他的回答是：“今后你们仍当一如往昔，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。”

由这句回答可知，苏氏一生正是如此，依他所知“最善的方式”去生活。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又何惧死亡的威胁？

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，这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残酷也最羞辱的死刑。

但是对信徒而言，死亡是通往复活的必经之路。“死亡啊！你的芒刺在哪里？”坦然赴死，却反而超越了死亡的困局。

在佛陀看来，一切皆在无明之网中轮回，死亡只是其中一环。

明白这一点，就可以无视于死亡的威胁，而专注于觉悟“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”了。

孔子对死亡的态度很清楚，他以死亡为自然生命的结束，以及价值生命的完成。

一方面，有生必有死，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自然现象。

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人而言，死亡时要问“是否完成了人的价值生命？”也即是：是否修练成为君子？是否止于至善之境？

“死亡”一词的意义在此由暗转明，这真是“千年暗室，一灯即亮”。

四大圣哲对此皆有启发也各有贡献。

四大圣哲对我们现代人的示范作用，可以简述如下：

苏格拉底要求我们：

认识自己，以理性主导人生，不可停止思考。

佛陀开导我们：

化解执着，体验平静安宁，尝试觉悟智慧。

孔子启发我们：

肯定生命，成为悦乐君子，修德以成己成人。

耶稣提醒我们：

面对死亡，勇于抉择行善，成为正义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