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宓的易学思想——兼论陈宓对程、朱易学的评析与发展

《周易》是上古先贤在面对宇宙、社会和人生等重大问题时，进行深入思考而产生的智慧结晶。程颐言“易是个甚”，这是《周易》的基本问题，也是易学史的普遍问题。程颐指出：“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，是易之道也。” 【2】 程氏直言“易”不仅仅是指《周易》这部经典，还指易道，即学者在研读《周易》时，应悉心领悟和深刻体会该经典所揭示的道。关于“易”的理解，陈宓的观点更为简明：“易者，道也。”即易就是易道。这与程颐的观点是一致的。陈宓基于儒家的立场，以体用结构来阐释易道。陈氏云：

易者，道也。其体，为不易之易；其用，为变易之易。善哉程子之言，“随时变易以从道”。不易之易，道之体也；变易之易，道之用也。斯立刘公，名相之子，卓然自立，不阿于时，晚年任意所适，不拘不滞，若得变易之易矣。不知其于不易之易，果尽得其道否？夫子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刘公能从心所欲矣，不知其果能不逾矩乎？若参释老以为易，则吾不知也。【3】  

易就是道（易道）。易道有体有用，不易之易为体，变易之易为用。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，体是指事物内部深微的原理和根源，用是指世界上的各种现象，体决定用，用依赖体，体与用相即不离 【4】 。易道之体，是指原理和根源，表现为不易的特征；易道之用，是指各种现象，呈现出变化的特征。一方面，易道之体决定易道之用；另一方面，易道之用呈现易道之体，二者相即不离，体用兼备而构成易道。陈宓的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。汉代易学著作有“易含三义”之说，即“易、变易、不易” 【5】 ，易道兼此三义【6】 。

陈宓以体用结构来阐释易道，他把易学中“不易”与“变易”两个重要概念整合起来进行论述，不仅深入诠释了易道的内涵，还明晰了不易与变易的关系。陈宓的易道体用之论，是在对易学理论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提炼出的，体现出了陈氏在易道问题上的深刻见解。陈宓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劝勉学者理解易道。从体用结构来说，主体应从“用”来契入对于“体”的证悟。因此，陈宓的易道体用之论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理。体是本质，用为现象；体（本质）决定用（现象），用（现象）反映体（本质），主体应通过分析现象来揭示本质。

华夏先贤们仰观俯察周遭事物，通过现象来契入对宇宙、社会和人生的深入思考，来探寻体。朱伯崑先生指出，宋易的特点之一，是将《周易》的原理高度哲理化 【7】 。陈宓之论也体现了这一特点，是哲学思想上的进步与发展。

从理论上来讲，陈宓易道体用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程、朱易学思想来展开论析。程颐有云：“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”【8】  程颐之论是探讨卦爻象、卦爻辞与义理的关系。理是体，因其蕴含于象、辞之中，所以是“至微”的；象是用，就是象和辞，因其显现于外，所以是“至著”的。程颐提出“因象以明理”【9】 ，即通过阐释象来明晰理，理和象不可分离，二者是合一的，故云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。朱熹在程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诠释了这一重要命题。他说：

“体用一源”，体虽无迹，中已有用。“显微无间”者，显中便具微。天地未有，万物已具，此是体中有用；天地既立，此理亦存，此是显中有微。【10】 依朱熹之义，隐微之体具有“无迹”的特征，其中包含用。显著之用是体的表现，体贯穿于用之中。“天地未有，万物已具”并非是说在“天地未有”时万物就已存在，而是指万物之理已存在；天地既有，理则在其中。这是朱熹“理本论”的思想特征。朱熹论体用，不仅涉及易学意义上的理和象的关系，还涉及本体与现象的层面，他拓展了体用概念的应用范围。这一做法对后世学者是有影响的。

陈宓在跋文中赞叹程颐的论断：“善哉程子之言，‘随时变易以从道’。不易之易，道之体也；变易之易，道之用也。”“随时变易以从道”语出《程传》的序言：“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” 【11】 程颐之义为，变易是遵循易道而随时发生的变化。陈宓在小程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体用论的思想，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：第一，程颐仅从易道的层面来谈变易，并未涉及“不易”，而陈宓接受了程氏的观点，并进一步谈到了“不易”，认为不易为易道之体。第二，程颐的体用论是探讨象、辞与义理的关系；而陈宓的体用论则延展至讨论易道，因此，他的观点是在程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体用的含义。陈宓以体用范畴来阐释易道，这种拓展概念应用范围的思路应是受到了朱熹的影响。此外，从陈宓对刘斯立在“不易之易”方面是否尽得其道的设问可知，他很重视体。陈宓认为若于“不易之体”中掺入释老之道，则会直接影响“变易之用”。这种突出体的决定性地位的思想与程颐、朱熹“理本论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因此，陈宓以体用结构来探讨易道是基于对程、朱二人思想的准确理解而展开的。“不易之易”为体，“变易之易”为用，丰富了对易道的理解，是对程、朱易学的发展。

南宋易学家杨万里同样是以体用结构来阐释易道。杨氏云：

易之道有体有用。其变而无常者用也,其常而不变者体也。……故易之道为实用不为虚言矣!  【12】

易道有体有用，这与陈宓的观点是一致的。依杨万里之见，易道之体是“常而不变者”，易道之用是“变而无常者”；陈宓的观点是“不易之易”为体，“变易之易”为用。将陈、杨二人的观点进行比较，一方面存在相似之处，不易者“常而不变”，变易者“变而无常”；另一方面亦有不同之处，陈宓的易道体用观点是从易学理论的角度来展开论述，杨万里以体用结构论易道则指向以史证易的目的，即所谓“易之道为实用”，是“以易之道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不是空谈其义理”【13】。

综上，陈宓基于儒家的立场探讨易道，认为易道有体有用，并把传统上“易含三义”之两义即不易和变易吸收进来，不易之易为体，变易之易为用，体用兼备而构成易道。陈宓是就易学理论来阐释易道，他的观点主要是继承和发展程颐、朱熹的思想，是在稔熟二人易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。

二、学易须先理会象数

象数和义理是《周易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诠释象数和阐发义理是学易的两种基本方法。陈宓认为，学易不可不先理会象数，这是在程颐、朱熹关于象数和义理关系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陈宓云：

朱文公曰：“程先生谓：‘有理而后有象，有象而后有数。得其理，则象数在其中。’固是如此。然泝流以观，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，方说得理不走作，不然，事无实证，则虚理易差也。”此言人之学易，不可不先理会象数也，所以列图书于其首。【14】

朱熹此说出自写给郑可学的一通书信之中【15】，阐述了关于学易的基本观点。朱熹认为，就《周易》这部经典而言，应回溯至源头上来考察象数与义理的关系，“须先见的象数的当下落，方说得理不走作”。质言之，朱熹主张，又有在明晰象数的前提下，言说义理才有着落，即刘大钧先生所言“象数充任义理（易理）载体的角色”【16】，此处所谓“下落”，即落在象数这一载体上。在朱熹看来，只有将义理着落在象数之上，才能做到“理不走作”。陈宓赞同朱熹之论，认为这是学易的正确法门。

陈宓跋文引述朱熹话语包含了程颐关于象数和义理关系的论述。程氏的论述出自《答张闳中书》。该书信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材料，表达了他对于象数和义理关系的基本观点。程颐云：

来书云：易之义本起于数。谓义起于数则非也。有理而后有象，有象而后有数。易因象以明理，由象而知数。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。必欲穷象之隐微，尽数之毫忽，乃寻流逐末，术家之所尚，非儒者之所务也。管辂、郭璞之徒是也。【17】

张闳中的观点是义理起源于数，程颐持反对意见。程氏认为，先有理而后有象，先有象而后有数。只要洞悉了义理，就能准确地把握象数，因为象数本就在义理之中。由此可见，在程颐易学思想中，义理相对于象数具有优先地位。程颐指出，儒者应以证悟义理为旨归，穷尽象数是术家如管辂、郭璞之流所倾心者，乃舍本逐末之举，儒者切不可为之。

关于象数和义理的关系，程颐主张应以义理为本，这与他的理学思想是紧密关联的。理在程颐那里是最高的哲学范畴，这一点也贯穿于他的易学思想之中。程氏认为，只要得其理，象数便包含在其中，即理为根本，象和数都是用来表现理的。朱伯崑先生指出，处理理和象的关系，即把《周易》中的象看成是其义理的显现，这也是程氏以其理学解易的基本观点【18】。朱熹在这一点上与程颐是一致的。作为“理本论”者，朱熹明确地指出了理的逻辑优先性。朱熹云：

若在理上看，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，然亦但有其理而已，未尝实有是物也。【19】

依朱熹之义，一类事物在产生之前，该事物之理已然存在。换言之，理是根本的、第一性的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程颐提出“有理而后有象”的观点，朱熹在理论上是赞同的，所以说“固是如此”。在程颐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，朱熹进一步阐发了理、象和数的关系。朱熹《答刘叔文》云：

圣人作《易》之初，盖是仰观俯察，见得盈乎天地之间，无非一阴一阳之理，有是理，则有是象，有是象，则其数便自在这里。【20】

圣人在创作《易》时，是通过仰观俯察周遭事物来深入思考相关问题的，他们发现宇宙万物之理就是一阴一阳之理，由此阴阳爻画卦而创作了《易》。《易》所蕴含的义理便是宇宙万物之理，卦爻象则是圣人为了象征万物而绘制的符号，并以此来反映义理；数是“气之分限节度处，得阳必奇，得阴必偶，凡物皆然”【21】 。一方面，理、象、数有先后，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，以理而作象数；另一方面，三者不可分【22】。朱熹虽然在理论上赞同程颐的观点，但他认为就《周易》这部经典来说，只有在明晰象数的前提下，言说易理才有着落。若舍弃象数而谈义理，则“事无实证”，所言必为“虚理”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朱熹提出了“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”的主张。朱熹此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“泝流以观”。泝什么流？观什么？这是重要的理论问题。朱熹一方面赞成程颐提出的“有理后有象”，另一方面又主张“须先见象数”。此为何故？

所谓“流”，是指由象数至义理这一理论之源流；“观什么”，则是体察象数和义理何者为先。依朱熹之见，泝流以观，则“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”，即就《周易》而言，从源流上来讲，象数是源，义理是流，言说义理须由象数而来。朱熹之所以执此论，盖与其关于《周易》性质的判定紧密关联。朱熹认为，“易本卜筮之书”【23】，由卜筮而至义理，是这样的关系。朱熹云：

《易》本因卜筮而有象，因象而有占，占辞中便有道理。【24】

《易》因卜筮而有象（数），因象（数）而有占卜，占卜则有辞，辞中蕴含着道理。这是一个合乎《周易》创作历史事实的逻辑。正是基于此，朱熹提出阐发义理须先见象数。

综上，朱熹关于象数和义理关系的主张有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是从理论上来说，理是根本，是第一性的，具有逻辑优先性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朱熹赞成程颐所谓“有理而后有象”的观点；二是就《周易》而言，应正视其卜筮之书的性质，学者阐发义理只有落实在象数这一载体之上，方能说得“理不走作”。关于朱熹这两方面的意思，陈宓有相应理解。陈氏所作跋文是向家乡学子推介朱熹之著《易学启蒙》（以下简称《启蒙》）。朱熹在《启蒙》中已经点出了学者研读《周易》的弊病。朱熹云：

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，见于图、书者，有以启于其心，而假手焉耳。近世学者类喜谈易，而不察乎此。其专于文义者，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；其涉于象数者，又皆牵合传会，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。若是者，予窃病焉。【25】

朱熹指出，学者谈易，不考察象数、图书，专于文义者（按：即阐发义理者）陷于支离散漫而无根基之地；涉于象数者，又牵合附会于圣人之义，两方面均为朱熹所拒斥。陈宓在跋文中顺承朱熹的观点来申说己意，但他并未直接引述《启蒙》中的文字，而是援引朱熹与郑可学书信的内容，其中之意须细细品味。质言之，陈宓深悉朱熹关于象数和义理关系的两方面观点，援引《答郑子上》的内容，正是希望乡邦学子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朱熹的易学思想。陈宓言道“此（按，朱熹的观点）言人之学易，不可不先理会象数也，所以列图书于其首”，即陈氏认为，朱熹阐述的观点是学易的法门，须先理会象数，方可言说义理。站在朱熹的立场上，研读《周易》应当重视象数，这不仅是判断吉凶的依据，还是阐发义理的前提条件，他撰写的《本义》和《启蒙》两部著作均体现了这一思想。因此，陈宓作为朱门高足，向乡邦学子推介《启蒙》，强调了象数对于义理阐释的重要作用，这无疑是准确地阐明了师门宗旨。

此外，陈宓赞同朱熹关于《周易》这部经典的性质是卜筮之书的论断。陈氏云：

（朱文公）又曰：“易之为书，义理精微，广大悉备，不可以一法论。然其本则为占筮而作。”所以文公于《易本义》特发明象占一节，以补《程传》之阙。【26】

此处援引朱熹之语出自《答郑子上》【27】。关于《周易》这部经典的性质，历来有以下两种基本的判定：一为卜筮之书；一为义理之书。所谓“卜筮之书”认为《周易》乃占卜吉凶的书籍；所谓“义理之书”认为《周易》的卦爻辞阐发的是天地万物之理。朱熹认为《周易》的性质为“卜筮之书”，即“易本为卜筮而作”【28】，这是他的易学思想的基本观点。林忠军先生认为，朱熹重新确立《周易》为卜筮之书，“通过解释卜筮视域下象、数、辞，推说万物之理或圣人之意，是朱子易学解释的终极目标”【29】。跋文中引述朱熹之语有“其本则为占筮而作”，陈宓指出“文公于《易本义》特发明象占一节”，说明陈氏心领神会师门宗旨：一方面，《周易》为占筮而作，故须详解每一卦甚至每一爻的象数和占筮，全面细致地说明《周易》的卜筮功能；另一方面，朱熹批评了“其专于文义者，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”。陈宓用了一个“特”字，这是希望家乡学子能准确地理解朱熹的良苦用心。

《程传》与《本义》是宋代易学的重要著作，两部著作的注释方法、阐发的易学理论以及通过解《易》而构建的理学思想已经成了学者的共同话语。学者研读两部易著，必然存在如何评析它们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问题。

陈宓在论及程、朱易学专著时，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即《本义》能补《程传》之阙。陈氏云：“文公于《易本义》特发明象占一节，以补《程传》之阙。”【30】程颐判定《周易》为义理之书，他在注解时特重义理阐发，于64卦的象数、占筮等疏解较少。朱熹解《周易》，首先判定其为卜筮之书，定下了诠释64卦的基调，即阐明义理须结合解说象数来展开。朱熹每解一卦，均会详细说明卦爻象、占筮等内容，继而适当地申说义理。由此可见，程、朱二人在解《周易》的方式上存在着一定差异，即程颐对象数和占筮两方面不太重视，而朱熹则在详说二者的同时阐发易学理论。陈宓提出“《程传》之阙”就是指象数、占筮论述不足，而“文公于《易本义》特发明象占一节”即能补之。由是观之，陈宓之论是站在朱熹的立场上，凸显其师注释《周易》的特点来讲的。

事实上，朱熹在论及《程传》之时，已有相关论述：“《易传》（按：指《程传》）言理甚备，象数却欠在”【31】，“程氏《易传》已甚详细。今《启蒙》所附益者，只是向来卜筮一节耳。”【32】朱熹指明了程颐解说象数、卜筮较少这一事实，却未直言自己的著作可“补《程传》之阙”。陈宓提出这样的观点，是为了凸显朱熹在易学方面的重要贡献。其他朱子门人后学亦有相似观点，比如陈淳《易本义大旨》云：

程子（按，指程颐）昔以《传》（按，即《程传》）示门人曰：“只说得七分，后人更自体究。”若晦翁是书（按，指《本义》），其补程子三分，而上以达于四圣之心也欤！【33】

程颐之语【34】有谦逊之意，而陈淳则认为《本义》能补程氏所欠阙之三分，朱熹之书有十分，故能上达于四圣作《易》之心。朱熹再传弟子董楷所编辑《周易传义附录》的序文中言道：

夫朱子之书固以补程子之所未及，而程子之名言，盖有朱子不能加毫末于其间者。谓二书为不同，可乎？读者详之。【35】

董楷有“朱子之书（按，即《本义》）固以补程子之所未及”之语，在他看来，《程传》存在着某些缺陷，而《本义》可补其所未及。这一观点与陈宓的看法是一致的。由此可见，朱门弟子对于该问题具有一定的共识。

在陈宓的文集中，有一通书信与友人专门讨论了程、朱二人的易学著作。该书信篇目为《答读〈易传〉〈本义〉》。书信内容如下：

来谕谓：“读文王、周公之易，则宗《本义》；读孔子之易，则宗《易传》，合为一编，始觉并行不悖。”此说甚当。盖《本义》之作，非欲尽废《程传》，观其间多有“《程传》备矣”之语，则可见矣。但其间亦有合不得处，此是则彼非，甲可则乙否，不可牵合而强同也。如乾彖，孔子易也，宗《程传》则文义不通，宗《本义》却义理明白也。如乾之元亨利贞，文王易也，通诸卦之例，合作“大亨而利于正”。今《程传》却分作四字解，是以孔子之易释文王之易也。今读文王之易而宗《本义》，则《程传》之说为非矣。何以能并行而不悖耶？更乞详之，却以赐教。【36】

陈宓赞同友人的看法，研读文王、周公之易，即“经”的部分，应以《本义》为宗；研读孔子之易，即“传”的部分，应以《程传》为宗；把程、朱二人的易学经典“合为一编”来研读，陈氏认为“此说甚当”。在陈宓看来，朱熹作《本义》并不是要尽废《程传》，因为在朱著中有“《程传》备矣”这样的话。“《程传》备矣”在《本义》中共出现3次，分别是《坤卦》之《文言传》、《履卦》之《大象传》和《夬卦》九五爻之《小象传》。朱熹在《坤卦》之《文言传》处云：“内直外方，《程传》备矣。”此处并未引述程颐注释内容，而另外两处均全文援引程颐的观点来解释卦象和爻象。由此可见，朱熹对程颐的注释是高度认同的，亦可见程、朱易著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。

在相参研读《程传》和《本义》的过程中，陈宓认为两部著作注释《周易》的观点存在着“合不得处”，以为“此是则彼非，甲可则乙否，不可牵合而强同”，他用两个例子来说明。第一个例子是关于“乾彖”。陈宓说“如乾彖，孔子易也，宗《程传》则文义不通，宗《本义》却义理明白也”。此处的“乾彖”有如下两种解释：一、“乾彖”为乾卦卦辞，即“元亨利贞”，因卦辞为文王所系，故与“孔子易也”相矛盾。二、“乾彖”为乾卦之《彖传》，此为孔子易，但后半句“宗《程传》则文义不通，宗《本义》却义理明白也”与“读孔子之易，则宗《程传》”相矛盾。“乾彖”的两种解释均与书信的前后文相矛盾，故抄本此处是否有误，未详。陈宓所举“乾彖”的例子，是为了告诫学者须看到程、朱二人注释的差异之处，不可强同。第二个例子是“乾之元亨利贞”。“元亨利贞”是文王所系之卦辞，陈宓认为应“作大亨而利于正”解。这正是朱熹《本义》的释义。朱熹说“大通而必利在正固”【37】，“元”有“大”之义，“亨”即是“通”，故“大亨而利于正”与“大通而必利在正固”的意思是一致的。《程传》把“元亨利贞”4个字分开来说明：“元亨利贞谓之四德。元者万物之始，亨者万物之长，利者万物之遂，贞者万物之成。”（《周易程氏传》卷一，载《二程集》，第695页）在陈宓看来，程颐以孔子的思路来诠释文王所系的卦辞，不太合乎文王本意。陈宓在书信中向友人问道：“何以能并行而不悖耶？”即研读程、朱易学专著时，一方面，可以将两部经典“合为一编”来进行研读；另一方面，还要看到它们在具体注释上存在的差异，不可牵合强同，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能并行而不悖。

上文所引书信中，陈宓之友称《程传》与《本义》“合为一编”，陈氏认同这一观点。由此可见，关于程、朱易著进行合编的讨论在陈宓所处时代已经出现了。事实上，朱熹注意到了《程传》与《本义》的差别，他主张应当把两部著作合而观之，他说：“看《易》，先看某《本义》了，却看伊川解，以相参考。”【38】正是因为朱熹有此论断，门人后学把两部著作相参研读就成了普遍看法，并由此产生了合编之意。《程传》和《本义》合编可行，其原因有二：一是两部著作均为理学系统的易学专著，其理论渊源、价值取向、思想内容等具有一致性，故把两部著作合编不但无扞格之处，而且便于深入地研究程、朱易学思想。二是《程传》和《本义》在注释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，把两部著作合编，有助于学者辨析程、朱易学思想上的异同。南宋末年以来，合编程、朱易著及易说的著作较多【39】，比如董楷《周易传义附录》、董真卿《周易会通》、赵采《周易程、朱传义折衷》、胡广《周易传义大全》、李光地《周易折中》、朱轼《周易传义合订》等，均为合编之作。它们同样是学者评析和发展程、朱易学的具体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