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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同时教三个年级,同时兼任语文数学及体音美老师,写所有的教案,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,放学就是农民,下地干活的路上还顺便做家访——这几乎是我能够亲眼看到的,民办教师生活的全部内容。
1995年,我大伯已经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。那一年我已经八岁多快九岁了,但因为家住在深山里,上学要翻山越岭还要过几条大河,没学校敢收体弱多病的我,我只好一直呆在家里和我妈学拼音。
后来我爸和我大伯商量,让我住到他家,顺便就读他任教的“潘姑庙初小”。

“初小”这个词也是一个历史名词了。我们陕南山区那个年代生活闭塞,条件十分落后。一个大的的村镇才有一个小学,但村镇的面积又太大到处是深山,很多孩子没有条件集中去小学读书。于是在一些人口相对集中,但离小学又远的地方,会设一个“初小”,专门收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小孩子。
1995年,我们那里还没有“学前班”和“幼儿园”,所有人都是直接从一年级就读。等小孩子上完前三年,大都十岁左右了,就可以送去村镇小学住校睡大通铺读到小学毕业。
我大伯是“潘姑庙初小”唯一的老师,一个人教三个年级,同时兼语文和数学老师。每个星期还各有一节音乐、体育和美术课,这些也是我大伯教。

“初小”除了学生小之外,教室也特别小,其实就是一间普通的民房,主体是一个大教室,在后面隔开一个小隔间放教科书和简陋的教学器材,老师在里面批改作业。
我们学生在教室里面坐成三纵行,从门口开始,分别是一年级、二年级和三年级。每天我大伯都是先从一年级开始讲,然后二年级,三年级。为了防止学生串课,他会隔开,比如一年级语文,二年级就是数学这样。没有听课的年级,就自己写他布置的作业或者看书。
我印象中大伯是个不苟言笑的人,几乎从来没有唱过歌,也没听说过他会画什么画,可能这两个的确是不擅长吧。所以,记忆中的音乐和美术课,我大伯具体怎么教的,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

但体育课我很有印象,每次他会让我们三个年级一起出来,三个人一排排成长队,三年级在最前头,带着我们绕着那个小操场转圈跑步。我大伯会站在中间跑小圈,一边跑一边喊“一二一”,“一二三四!”他喊“一二三四”时我们必须跟着一起喊。
他还有一个亮晶晶的金属哨子,他一吹哨子,我们就全部“立定”,反应不过来来不及“立定”的人,就会撞到前面人身上,我大伯就会看一眼,然后问:“长耳朵干嘛的?”虽然他再也不多说什么,但我们都无比怕他。
让我们“立定”后,他就一个人蹲在教室门口的台阶边,看我们在操场上“自由活动”。操场很小,是硬硬的黄土上面铺了薄薄一层砂子。我们自由活动的项目也很单一,玩得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做“叼跛子”的游戏——单腿站立,另外一条腿抬起来把脚放在另一条腿上,双手抱着抬起的脚将腿弯成三角形,然后单腿跳着用膝盖顶撞另外的人,放下腿或者被撞倒地就算输了。

突然我大伯一吹哨子,我们就哄散着进教室,接着上语文和数学。虽然只有两门主课,但我大伯依然特别忙。那时的老师,除了上课,写教案,还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。
我大伯有一块需要每天上发条的手表,不过每天上课下课他却很少看手表。然而让我们至今都无比惊奇和崇敬的是,我大伯对时间的把控相当准确,不管天晴下雨,他让我们放学,我们回家后看时间,和他估计的几乎没有差别。
我每天和堂哥堂弟一起放学,中午12点一次,下午五点一次。回到大伯家,大妈早就做好了饭,但我大伯的饭,都是单独留的,因为他一个人还在教室后面那个小房间里面批改作业。

他每天在里面工作很晚的那个小房间,是我们所有学生的“最神秘地带”。我们都十分地惧怕我大伯,他在学校时,没有人敢轻易越过那个对开的、小小的木门一步。
但有一个周六,我堂弟“偷”到了爸爸的钥匙,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提心吊胆地溜了进去。可是我们都十分失望,那个小房间除了小,里面实在太简单了——一张带抽屉的桌子,我大伯批改作业和写教案的地方,一个旧木方凳,连个靠背都没有。除此以外,一无所有。
不过在后面角落放着的一个小柜子,让我们突然激动了起来。因为透过那块镶在木板上的长方形绿玻璃,我们看到柜子里面竟然有一摞摞的连环画,有《葫芦兄弟》,《黑猫警长》,还有《济公传》。

我们忘记了害怕,按捺不住想打开那个并没有锁的木板门——然而,书柜另一边放着的一捆竹条,让我们一起退缩了!好大一捆,都是小拇指粗细,两尺多长,是我们那里山上生长的一种实心竹子。那是我大伯的神器——教鞭!
那个年代的老师,一定都会打学生的。揪耳朵,打耳光,都是必备科目。所有的家长,把孩子送到学校,一定会反复交待:“老师,帮我管严一点,不听话就给我打狠一点!”而家长们口口相传的好老师必定是学校最“歪(陕南方言,厉害的意思)”的那个。但我大伯却另辟蹊径,用他的独门神器——实心竹条。
看到教鞭,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脑袋抽疼,抱头鼠窜,之后 再也不敢轻易跑进去了。

我大伯每天批完作业回家,天都黑了。他匆匆吃完饭,先去河边挑水,然后再去山上拖回一捆柴。
他干完活的时候,就是我们三兄弟必须安静的时候了。因为那个时候,我大伯会在房间拧开小台灯,看书,学习,一直到深夜,每次都会听到我大妈催促:“孩爸,早点睡吧。”
多年以后,我已经长大成人,走过很多地方,也看过很多人,但像我大伯那样有定力的人,我几乎没再见过。
我住在他家那一年,他每天都是从傍晚开始,一直坐在那个小房间,小台灯前面,不停地写,不停地翻书。除非有客人来家他不得不出来,其他时候,我们连一声咳嗽都很少听到。

周一到周五还容易,因为那时我大妈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地里的活,我大伯挑水和背柴。可是一到周末或者放假时间,他就不再是老师,每天下地干活到很晚才回来。但吃完饭,洗漱完,他依然会安静坐在台灯前直到深夜。
他的刻苦认真付出,很快就有了回报。在我住到我外婆家里去另外一个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,我大伯已经顺利通过了民办教师转公办的考试,正式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。
只是我小时候特别内向,也特别怕他,不敢和他说话,我一直没有也不敢和他说过我真的很为他高兴。
我们形容老师时,会经常用一个词:桃李满天下。对于我大伯而言,虽然他执教生涯一大半都是民办老师,但在我们那里,他绝对称得上是“桃李满山村”。

穷乡僻壤,有文化的人不多,而能够识文断字还在当老师的,更是少之又少。我大伯却在这一个岗位上奉献了自己整个职业人生,我们那里方圆几个村的人,在我很小时就敬称他为“何老师”。他也通过自己不懈地努力,成为我家庭唯一一个国家公职人员。
也许当年,我并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民办老师对一个地方有多么重要。但多年后再站在时代的背景后回望,无数像我大伯一样用自己一生点亮农村的民办老师,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。他们,是我们这些人能够从那个深山里面走出来的最初的领路人。

我老家至今还有一些旧房子的墙上,还残留着字迹斑驳的标语,大大的印刷体,用石灰写上去的。那几乎全部都是是我们那里民办老师留下的作品,也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直观的记忆。而我们这些有幸能够“脱盲”的孩子,也是他们呕心沥血留给那些山村这个时代的作品。
2003年9月,教育部对民办教师实行“一刀切”清退政策,从此以后,全国44.8万民办教师被迫离开了任教一二十年的教学岗位。至上世纪末期,民办教师彻底退出了中国教育的舞台。
自此,“民办教师”,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历史称谓。

他们太多太多的多人,因为生活的压力,因为时代的变革,而最后被迫默默离开自己耕耘的讲台,但他们永远不应该被遗忘!
历史的烟雾消散,回望那些人和事,我大伯是幸运的。他让我亲眼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是有机会和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写自己的命运。虽然退休后还不得不一直和病魔抗争,但我相信的他坚定的意志,一定会再次战胜困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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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标题:民办老师:一个隐秘而伟大的历史名词发布于2024-04-27 14:33: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