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的“丰碑”是刻在心里的

      北宋崇宁元年，即公元1101年，一代大文豪、“诗神”苏东坡与世长辞了。

       刚刚过去一年，针对苏轼的一场“浩劫”开始了。

      在蔡京等人的煽动下，宋徽宗发出诏令：“天下碑碣榜额，系东坡书撰者，并一例除毁。”

    在毁碑的同时，皇帝还要在全国各地立碑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元祐党人碑”。

      所谓“元祐党人”，就是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“旧党”。几十年新旧党争，几经反复，如今新党主政了，就想为旧党立一块所谓的“奸党碑”，让他们遗臭万年，永世不得翻身！

      司马光、苏轼等人皆名列其中。最后定名为“元祐党人碑”。此碑的撰稿人，就是蔡京。

   “元祐党人”中，苏轼是最冤的。因为他不光反对新党，也反对旧党。他也是最惨的，因为文名太盛、影响太大，在这次毁碑行动中，他的损失最大，不仅他书写的碑统统被毁，刻了他诗词文章的碑，也无一幸免。

       今天还能见到的苏轼名碑，如《表忠观碑》《丰乐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，都是当年被毁，后世根据拓片重刻的。

       流传至今的苏轼书法还不少，但与当时毁掉的相比，可谓九牛一毛了。

       不仅苏轼的书法碑刻要毁，还株连到他的学生黄庭坚，同样也要毁。结果，黄庭坚比苏轼还惨，毕竟老师苏轼当时已死，而学生黄庭坚可是眼睁睁看着这帮破坏分子动手毁碑的。

      当时的朝廷毁苏轼的碑，重点不在书法，而在摧毁“苏学”。因为苏轼影响太大，如果仅将其定性为奸党，民间还广泛传诵其诗文的话，那等于白费功夫。

        所以，碑砸了，文集诗集也要毁。首次发出诏令后，第二年，朝廷又再次下诏，苏轼等人文集一律除毁，谁敢抄写，就抓起来蹲监狱。

        其实，宋徽宗很喜欢黄庭坚书法，于是，便找人跟黄庭坚说，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，就官复原职，重享荣华。黄庭坚淡淡一笑说，好的，他是我的老师。

       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，因为拥护老师，罢官、下狱，但始终初心不改。后人称赞他，说始终不负苏公者，不过三数人，李之仪就在其中。

      可见，当时的文人还是很有风骨的。

       经过如此“清剿”，到了北宋末年，苏轼的碑已经毁得差不多了。

      不过，他的文章和诗词却在民间广泛流传。试想，中秋仰望夜空，不念一句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对得起天上的月亮吗？站在长江边上，不吟一句“遥想公瑾当年”，对得起东流的大江吗？

       就连那些当权的新党，包括徽宗本人，大概内心对苏轼也是崇拜的，只不过政治需要，不得已而批判罢了。

      讽刺的是，在批判苏轼的时候，他们还用着苏轼的文风。    

       提到宋代，就无法绕开宋词。但如果没有苏轼，也许就没有宋词后来的地位。因为在苏轼以前，词是用来唱的，柳永再厉害，也只是个奉旨填词的“玩主”。直到苏轼跻身词坛，将词加以诗化，使其不仅可以唱，还可以吟诵，这才有了后来的宋词。

        我们常说苏轼伟大，这个伟大绝不是随便一说的。就是苏轼，将词诗化，将书意化，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，改变了文学史和书法史。

        宋徽宗、蔡京当年对苏学的打击，绝对称得上毁灭性。可是，有些事情真的是徒劳，无论权力多大，气势多凶，都只能逞强一时，蔡京当年扣给别人的“奸党”帽子，最终戴到了自己头上，“六贼”的帽子，一戴就是千年。

        真正的美好，是无法删除的。

       真正的“丰碑”，是刻在心里的！